经过4G商业化时3G普及和号召力前13年的讨论，“携号转网”的靴子终于在5G元年正式落地。

按照大多数媒体的解读，“端口号转移”的果实并不诱人：端口号转移给了用户充分的选择自由，用号码换运营商的时代已经到来；端口号的转移给了运营商重新洗牌的机会，联通和电信等稍弱的运营商可能会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.

只是“神秘”的运营商市场，不确定性几乎成了常态。多年来，“提速降费”的口号一直在喊，但每个月的电话费并没有下降，反而上升了。在运营商蛋糕的端口号转让问题上，会不会再次上演“听声音看不到现实”的一幕？

01“携号入网”有很多障碍

参考工信部，发布的《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》，要求非常明确：

在提供端口号转换服务的过程中，电信经营者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、阻止或者延迟向用户提供端口号转换服务。用户申请端口号迁移后，运营商不得采取拦截、限制等技术手段影响端口号迁移用户的通信服务质量。

有些遗憾的是，一方面是不应该设置“端口号转移”的舆论，另一方面是三大运营商提前设置了很多关卡。

比如“端口号转接系统”试运行后，我根据运营商提供的短信指令查询了端口号转接资格，结果因为绑定宽带服务、办理WLAN、办理家庭群、字面上看不懂的统一支付服务、未使用的个人权利等7个原因，无法办理端口号转接。总之，差点失去了端口号转让的资格。

原因不难理解。移动， 海南自2009年启动港口号码转移试点至今已有十年。自2018年12月在天津，海南，湖北，云南和江西试点转移港口编号以来，已近一年。运营商有足够的时间与用户捆绑，比如家庭群、宽带服务、优惠套餐、流量增长等常见套路。

举个直接的例子，在推出了端口号转移的时间表后，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了针对老客户的优惠政策，比如移动， 中国的“查网龄送流量”、电信， 中国，的“回馈网龄”，变相延长了用户的网络转移周期。甚至有网友表示，参与网络时代发送流量后，端口号转移的时间被“延迟”到了2036年。

至于这些服务的“捆绑”是否工信部，规定的“正当理由”，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，“解释权”牢牢掌握在运营商手中。

如果你是一个拥有端口号转账资格的“幸运儿”，在去运营商柜台的时候，也可能会被告知一系列转账风险：暂时无法接受第三方短信，导致无法登录微信、QQ, 支付宝， 淘宝等第三方应用，或者暂时无法收到银行、水电服务的通知短信；不能用支付宝，微信等第三方平台充话费，也可能因为网络标准的原因换手机….

最常听到的解释无非是端口号转移所需要的系统改造，涉及运营商内部和运营商之间，甚至银行、交通、医疗等行业，以及工信部的端口号转移系统，比如用户将手机号码从移动转移到电信，但电信与银行的系统对接没有完成，用户可能收不到银行的短信，需要银行同时进行系统改造。

由此，端口号转让不仅成为三大运营商之间的较量，也成为与各行各业相关的系统性升级和转型。

02技术让位于商业游戏

但是技术理论和成本理论

早在1997年，新加坡就实施了号码携带制度；2003年7月，欧盟要求成员国实施手机号码转移政策；2006年，日本正式启动口岸号码转移政策，当天即可办结手续.有了国外的案例，技术门槛的说法很难让公众信服。

至于费用，当时日本，三大运营商NTTDOCOMO、KDDI、软银给出了约2100日元的取款费，折合人民币134元；每当一部新手机在韩国，上市，就成了端口号转移的高峰期。如果在合同到期前转让网络，也可以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离开网络；英国在今年7月简化了转网手续，一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转网，用户余额可继续使用。

归根结底，在阻碍中国港号码转移的因素中，技术和成本的约束几乎可以忽略，商业博弈是慢动作的重点。

回到18年前，中国的运营商市场依然是电信， 联通， 网通， 移动， 吉通， http://这七个国家，10029.com/和卫通，都在互相争夺，但结果并不如预期，反而出现了恶性竞争。国家审计署2018年8月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：2002年至2006年，移动， 电信， 联通， 网通铁通，五大企业在基础设施方面投资11235亿元，但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较低，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/3左右，而新技术应用停滞不前。

为了根除这样的恶性竞争，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。吉通并入网通，后又与联通，合并，铁通并入移动， 中国卫通电信业务并入电信，中国，正式形成“三国杀”的市场格局。

背后是三大运营商达成的“寡头默契”。原本硝烟弥漫的价格战逐渐平息，通信市场有序度过了3G、4G时代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端口号转移系统的实施也是商业博弈的结果。在原有的资费结构中，移动的资费往往高于联通、电信，在推出了端口号转移的时间表后，联通、电信相继撤下了大量低于19元的套餐，可能是为了保护原有的“保号”用户不被大规模转移，但实际上也扼杀了用户通过网络转移降低资费的动力。

即使用户因为信号差而切换到网络，可能的结果也是先转出再转回。毕竟，在三大运营商2019年的资本支出计划中，移动， 中国的支出约为1669亿元，电信， 中国为780亿元，联通， 中国为580亿元，与应收账款几乎成正比。资本支出直接决定了运营商的基站密度，间接限制了正常业务的用户规模。

为了实质性地倒逼通信行业的改革，端口号的转移只能说是第一步，基站共享是关键。只走了第一步就跑了13年，基站几乎没有共享时间点。

03外部压力下的强制变化

矛盾的是，运营商显然是躺在舒适区，的垄断者，他们反复抱怨“巨大的压力”。

从最近发布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来看，三大运营商的营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，直接导致股价下跌：

中国移动前三季度营业收入5667亿元，同比下降0.2%，其中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818亿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13.9%；

中国电信前三季度营业收入2828.26亿元，同比下降0.8%，其中股东应占利润近184亿

中国联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2171.2亿元，同比下降1.2%，其中股东应占利润约98亿元，同比增长11.9%。

对于营收和利润下滑的原因，中国移动给出了两种意见：一种是完全取消国内流量漫游费的上调，另一种是提速降费，削弱了数据业务的盈利能力。

回到端口号转移的问题，也是政策压力的产物，系统改造和维护的成本会进一步稀释三大运营商的利润率。至少目前三大运营商在用户转入时门槛几乎为零，在用户转出时设置了很多壁垒。一重一轻的规则设计，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运营商的应对逻辑，将数字承载到网络上，不难理解各种套路。

此外，5G商业化的微妙时机也给即将到来的端口号转移蒙上了阴影。

仅在2019年，移动， 中国， 联通， 中国和电信， 中国，分别表示将投资240亿元、80亿元和90亿元建设5G基站。到2020年，三大运营商计划将5G建设进一步扩大到全国340多个城市，基础投入必然翻倍。

根据运营商内部的说法，4G的投资还没有收回，5G的建设需要“烧钱”。尽量减少用户的转移是所有运营商的必修课，在5G手机上下功夫是必然的。3G、4G普及时诞生的“签约机”势必成为5G时代的标配，三大运营商也纷纷与手机厂商合作发布了自己的5G手机。

不同的是4G时代的合同机只是出现在应用的初期。运营商终端补贴结束后，签约机逐渐退出舞台。然而，在5G时代，合同机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。毕竟，手机运营商杜绝用户端口号转移的最好办法，就是限制手机的网络标准，辅以一定的价格补贴，将用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，如同多年来提速降费进展缓慢一样，端口号转让本质上是运营商在上层压力下强行改革，初衷并不是为了给用户尽可能多的利益。原来的出发点没有变，端口号转移终究是矛盾的结合。

04结尾注释

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，我真心希望运营商能站在用户的立场上思考。

然而，现实中的运营商长期以来都是垄断思维的忠实粉丝。就像“虚拟运营商”曾经引发的遐想一样，企业从运营商那里购买通信服务，然后以自己的品牌卖给用户。最终，他们只会为运营商创造新的背心。

现在还不知道端口号转让是否会重蹈过去的覆辙，但只要三大运营商的“寡头默契”依然存在，主动权就永远不会交给用户。